第(2/3)页

    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。

    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，在人民大会堂门前，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，他在说：“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……”

    围着的记者太多，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，因为晃得很厉害。离得太近了，又是广角，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。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：“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。”

    “新闻联播”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。

    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：“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，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……”

    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，看他怎么说。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、摇摇晃晃的脸。

    第四年，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，有媒体采访我，“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？”

    我问她：“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？能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    她笑：“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就像水龙头一样，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，特别繁华，哗哗流。开完会一拧，滴水不漏，到明年再来一次，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。”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，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，能拦住高官问问题，哪儿人多往哪儿去，管这热闹是什么，生怕自己落下。三八节拍点女代表，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，怎么花哨怎么来。三千多记者一起，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，长枪短炮，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，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，呼啦啦围上去，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：“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？”

    有天下了雨，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，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，只能走路到正门。长安街沿线，一会儿一个，连伞都没有，淋得透湿。

    第二天是雪，早上洗完头没干透，刚出门，发梢上都是冰凌子。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，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，地上全是水。四百米走过去，鞋和裤腿都湿了。等捂干了，又得走回去。

    第三天是风，五六级的风，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。我学了乖，穿上羽绒服和棉鞋，大围巾裹着脸。回头跟同事说话，嘴都冻得拧一块了，张不开。

    这次广场空空荡荡，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。

    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，拿着话筒在出现场。她把大衣脱了，没地儿放，夹在腿中间，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，里头一件红衬衣。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，套了红绒。

    “三月的北京……”她刚张嘴，一阵风，话就堵回去了，头发都扑在脸上。

    摄像戴着大帽子，缩在棉袄里，大声喊：“笑一点，重来一遍。”

    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，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，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，满面笑容地说：“三月的北京，春意盎然……”

    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，我对她们说：“我不想做花架子。”

    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。我心想，你居然告我的状。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：“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，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，又怕冷落了你，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，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，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……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。”

    哼。

    她继续扮可怜，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，“土头土脑，唯唯诺诺，笨手笨脚，又怯又倔，不会讨喜，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。”

    我再生气也笑出来，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，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，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。

    申勇来了坐我对面，她坐边上另一桌，托着腮，大眼巴巴地看着，我才知道，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。

    申勇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今年全部直播。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，就不找你了。”

    这一年，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：代表是谁？代表谁？两会是要干嘛？

    有人说：“开了这么多年会了，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？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不信咱们问问自己。我是谁？中央台是干嘛的？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”十二年前，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，敬一丹是记者，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：“我们还能问啊？”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，“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，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”。

    新闻是选择的结果，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。

    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。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，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，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，是人大代表的职责。审议过程中，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，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？为什么？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？谁的看法更合理？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？

    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，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，抓个热点谈——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。

    这是个简单的问题，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。

    定下此事，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团门口候命，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。同事说：“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？代表们都开会去了，二十分钟，采访谁啊？”

    我也发愁，汪汪转过来看着我。

    我说：“谁？……我？你疯了吧，我一个人说？谁要看啊？”

    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：“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，说只能靠你嘚啵了，放心，哪能把你撂那儿呢？说个十分钟就行了。掰扯了几个来回，你突然说：‘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，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。’我顿时闹一大红脸，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。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。”

    呵呵，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。

    直播开始，我说：“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。”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——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，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？

    我心里知道她行，汪老师，来吧。

    我等了一秒钟，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，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：“子路问孔子，您从政的话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孔子说，必也正名乎。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，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。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，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、参与、表达、监督的权利。”

    播完之后，我遇到申勇，他说：“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。”

    节目结束，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，说柴静像个“教士”，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。是，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，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。

    我知道可能没人听。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，跟别人没关系，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。

    第一天节目完了，晚上十一点，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。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，当天日记里写：“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：‘第二天可麻烦了，太乱了。’我很薄情寡义地想，这就不关我事了。我一向如此，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。”

    乱，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，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。编导们更可怜，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：“今年我们直播，不需要您念发言稿，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，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。”

    人家满脸狐疑：“那不就吵起来了么？”

    “是啊，可以的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，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，斜靠在栏杆上抽烟，看我们在那儿布线，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：“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他似笑非笑：“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，让演什么演什么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。”

    “我敢说你敢播么？”

    “您是人大代表，我们是直播，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。”

    直播中，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，刚说到第二点，就被庄启传打断了：“你的观点我认可，依靠政府解决问题。但是，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，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。可能更重要的……”邱继宝大声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！”

    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：“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，是大企业。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。”

    “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，如果过多依赖政府，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，走不远。”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。

    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：“当然得企业主导，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……”

    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，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，汪汪发短信给我：“播出线上沸腾了。”

    会议结束，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，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：“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，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。”

    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：“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，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？”

    “作为代表，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，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，你肯定要结合实际，不对的跟他争，谁有理，谁就是精英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，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？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，争论是争真理，有理走天下。”

    直播结束，我们进了电梯，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也是第一次啊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第一次？”我说。
    第(2/3)页